五四青年节，看北大120年时代与传统的精神变革！

2018年5月4日 今天，不只是“五四青年节” 同时也是 北京大学120年校庆！

北京大学

Peking University 出生日期： 1898年 出生地： 中国，北京 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辛亥革命后，于1912年改为现名。

一、“五四”和北大的历史渊源 “新的世纪过去了，北大的校庆还是五月四日，一切都没有改变。”

1951年之后，北大的校庆从12月17日改为5月4日。

关于此，陈平原先生曾经专门撰文《北大校庆：为何改期？》。在文章中说，陈先生写道：“一所历史悠久的大学，其校庆纪念日是否也需要不断变迁，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答案若是肯定的，将招来无数不必要的烦恼。”在同一篇文章中，陈先生还说：对于北大校庆改期，“还有一种说法，或许更实在些：并非每所大学都有如此辉煌的传统——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供‘开发利用’。”

确实如此，没有哪所大学，能够和北京大学那样和五四有如此紧密的关联。 1919年5月4日，北京各校5000名学生游行示威，有32名学生被捕，关在北河沿，其中北京大学就有20名。 五四运动的直接原因，是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涉及国家主权问题，这一运动一开始就有了受国人侧目的原因。当天，游行学生去的第一个地点是英美的公使馆。可惜，5月4日是个星期天，英美的公使馆无人上班，自然也就没有人出来与学生们交涉。在被手持木棒的巡警跟随下，学生们在东郊民巷绕了一圈，转向赵家楼，曹汝霖的府邸便在那里。 但是，曹汝霖没有出来，学生们就进去了，然后起火，火烧赵家楼。

五四运动之后，蔡元培一时成众矢之的，过去不满于蔡元培的旧文人趁机出来活动。于是，蔡元培留下一纸书信，离北大而去。五月九日上午，蔡元培留笺经北大油印传遍学界。学界为之大忙，经讨论先由北大全体学生出面挽留，如无效，则各校同盟罢课以作后援。经此一事，五四运动遂得天下闻名。 早在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对五四有过评价：“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 1949年5月4人，《人民日报》出版了《五四运动三十周年纪念特刊》，头版头条是陈伯达的《五四运动与知识分子的道路》，四至六版则刊发了众多当时的大知识分子纪念五四的文章，这些人既包括吴玉章、郭沫若、茅盾这样带有“红色色彩”的知识分子，也有像杨振声、俞平伯、宋云彬这样色彩不是那么强烈的知识分子。接下来的几天，连续报道全国清代会的开幕词，工作纲领等，也都是强调如何继承五四的光荣传统。

同样是1949年，北大的校庆，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应邀参加发表演讲，再一次把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徐特立是这样说的： 北大是一个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学校，今天五十一周年纪念日值得纪念的，并不是它的前二十年，而是五四运动以来的后三十一周年，因为今天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是从五四运动开始的。 北大百年的时候，陈平原先生写道：“真希望，百年大庆之后，北大人能以平常心对待自己辉煌的历史，以及没有特殊意义的生日，以实事求是的姿态，迎接新世纪的太阳。”

二、北大校长理解的学校使命 120年，对一所大学来说，好像并不算太长，世界上不乏建校几百年的学校，但从来没有一所大学，能够像北大这样，与国家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对国家民族产生如此之大的影响。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北大一方面影响着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另一方面其自身也受时代影响不断变迁。北大校长们的治校理念、治校目标，也是不同的。 1、因学校的学术底蕴浅薄，胡适对“新文化的中心”这块招牌，感到非常惭愧。 在1920年的北大开学典礼上，胡适为北大定了一个目标： “我们北大这几年来，总算是挂着‘新思潮之先驱’、‘新文化的中心’的招牌，但是我刚才说过，我们自己在智识学问这方面贫穷到这个地位，我们背着这块金字招牌，惭愧不惭愧，惭愧不惭愧！所以我希望北大的同人，教职员和学生，以后都从现在这种浅薄的‘传播’事业，回到一种‘提高’的研究工夫。……我们若能这样做去，十年二十年以后，也许勉强有资格可以当真做一点‘文化运动’了。二三十年以后，朱逖先先生和陈女士做中国现代史的时候，也许我们北大当真可以占一个位置。”

2、蒋梦麟直言北大无成绩可言，未来须做好输入西洋文化等三件事。 1920年，北大庆祝23周年校庆。蒋梦麟在会上直言北大没有任何成绩可以庆祝： “如果要说今天来庆祝我们过去的成绩、现在的成绩，可以说是没有。这是很觉惭愧的！我们今天所当庆祝者，是在将来的希望。因为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所以今天开会庆祝的目的，只好在将来的希望上了。” 他认为，北大未来要做三件事，即输入西洋的文化、整理国学和注重自然科学。他的期望是： “等到四十周年或三十五周年时，有了显著的好成绩，也可以在世界上去讲，就不至于竟是挂一块招牌的了。等到那时候，我们当举行一个公开的大庆祝，因为已经有了许多的成绩在社会上了！” 3、马寅初强调，“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后要为人民服务”。

1951年，马寅初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他就职时发表演讲，如此陈述北大在新时期的使命： “我们北京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在教育界向来居领导地位。但若不急起而求进步，这地位现在不容易维持。……现在时代不同了，别的大学，正在着手改造，我们若不团结一致积极推进，不免落在人家后面……以前我们为资产阶级服务，以后要为人民服务，尤其要为工农开门。……我们不能再以资产阶级的一套原封不动地传给他们。教育者必自己先受教育。” 4、吴树青认为，蔡元培的“兼容并包”已经过时了。 1991年，时任北大校长的经济学家吴树青，在《中国教育报》发表文章，表述北大的发展方向。吴认为，蔡元培当年提倡的“兼容并包”已经过时了： “蔡元培先生当年提出‘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口号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在今天，这个口号不仅已经丧失了它原有的历史进步作用，……这可能也是有违于蔡先生当年初衷的。” 5、许智宏提出“三个结合”。 2008年，北大建校110周年，许智宏在谈到北大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时，强调了“三个结合”：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要继续以‘陶铸群材、发明新理、引领文化、服务社会 ’为己任，坚持把中国传统教育思想与世界高等教育发展趋势相结合、党的教育方针与北大教育实践相结合、北大的历史传统与新时期国家发展需要和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目标相结合，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办学理念。” 6、林建华强调，大学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 化学家林建华在2015年接任北大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表示： “我们不能为世俗而抛弃学术的独立与尊严，也不能为名利而哗众取宠、放任自流。大学的精神和文化应当是简单的、纯洁的，不允许有尔虞我诈、奉承迎合，也不应有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真理才是我们永远的追求！大学必须守护真理的纯洁，不允许任何不良风气玷污青年人的灵魂；大学有责任代表社会良知，维护核心价值，只有把师生的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完美结合，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大学的使命。”

5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考察，对广大青年提出了具有执着的信念、优良的品德、丰富的知识、过硬的本领这4点要求： 一是要爱国，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孙中山先生说，做人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知道怎么样爱国”。 二是要励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苏轼说：“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王守仁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可见，立志对一个人的一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广大青年要培养奋斗精神，做到理想坚定，信念执着，不怕困难，勇于开拓，顽强拼搏，永不气馁。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摄影：李尽沙） 三是要求真，求真学问，练真本领。“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知识是每个人成才的基石，在学习阶段一定要把基石打深、打牢。学习就必须求真学问，求真理、悟道理、明事理，不能满足于碎片化的信息、快餐化的知识。要通过学习知识，掌握事物发展规律，通晓天下道理，丰富学识，增长见识。 四是要力行，知行合一，做实干家。“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行动上，做到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以行求知，正所谓“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每一项事业，不论大小，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的。“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这是永恒的道理。

大部分人在学生时代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个“北大梦”。 这个梦想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是美好的， 因为北大是令人向往的教学圣地， 拥有百年历史， 还是是中国的教育代表。

（摄影：杨肯） 120年，漫漫求索，中流击水。两个甲子的峥嵘岁月，放在世界高等教育的长河中打量，并不算长，但聚焦于中国的发展来看，却已是中国近代史的凝练与概括。 120年，峥嵘岁月，风雨华章。站在新起点上的北大，要留给世人的，不仅是一所大学对往昔的回望，更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瞩望，是对中国新思想、新文化、新教育的历史性纪念和对未来大学发展的系统筹划，对一流大学建设的时代宣言。

愿北京大学，新起点上再出发。 守正创新，引领未来。